承前*1
1989年に香港で刊行された『八十年代文化意識』が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から再刊された甘陽氏へのインタヴューが雑誌『書城』の９月号に掲載されている（謝海濤、周長天「甘陽：八十年代與現代性批判」）。甘陽氏は1980年代には、「中国與世界叢刊」の編集主任として、西洋現代思想の中国への紹介に努めていた。
80年代の中国文化について語っている箇所を抜き書きしてみる；
おまけ的に、T.S. Eliotへの言及；
八十年代可以説尋找文化的時代、不過実際有幾個階段。第一階段、“文革”剛結束到八十年代初、大家都痛感没有文化。我men知青這一代猶其如此、知青就是没有文化的人、所謂知識青年的意思就是不配叫知識分子、不過是認識幾個字但没有甚麼文化的青年。我men那時都強烈感覚不但自己没有文化。整個中国没有文化、這個感覚在阿城和陳丹青的訪談中都談得特別明顕。但正因為没有文化、所以大家開始“尋找”文化、不甘心這様没有文化下去。但毎人的找法不一様、例如阿城像很快就找到了他自己的文化之根、中国道家和民俗文化等等、他在八十年代初好像就已経完全成熟了、很罕見、大多数人這個尋找的過程比較漫長。当時大多数人是到西方文化中去尋找、因為我men與西方長期隔絶、“文革”結束後開始可以看到西方的書了。所以第二階段有点像第二次“五四”、也就是很多人認為中国之所以没有現代化、是因為“中国文化伝統”有問題、所以用西方文化作対照来批判中国文化伝統、成為八十年代中期“文化熱”的主流。但是與此同時、我men這些人則因為更多地通過閲読海徳格爾等日益発現西方本身的問題、因此我men雖然也有強烈反伝統的一面、但更多地則集中在力図理解西方現代性本身的問題上。従我個人来説、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六年是提出“発揚伝統的最強勁手段是反伝統”的階段、但一九八七至一九八八年已経不同、我一九八七年発表的《従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》着重強調西方対現代性的文化批判、而一九八八年的《儒学與現代》已経全面肯定儒学與中国文化伝統、明確為“文化保守主義”辯護。
因此八十年代短短幾年的“文化熱”実際已経一波三折、経歴了好幾個階段。八十年代“文化熱”実際併不像許多人通常認為的那様就是一面倒的反伝統和全盤西化、一是“文化熱”中許多人已経転向中国文化伝統、作家中的“尋根派”和学界的“新儒家” 已経成型、雖然当時不是主流話語二是閲読西方出現両種可能、一種是有些人眼裏看到的西方現代全是好的、都是対的、所以比較簡単地用這様的“西方”来全面批判“中国”、但ling一種則如我men看到的是海徳格爾等対西方現代性的批判、這様問題就複雑得多、使我men開始進入対西方現代性的批判問題。不過這種現代性批判在八十年代是一種“文化立場的批判”、所以我称為“八十年代対現代性的詩意批判”（pp.38-39）。
西方批判現代性的伝統、併不是海徳格爾一個人的問題、而是西方幾代文化人的共同問題意識。現在的年軽一輩大概都不読詩人艾略特的作品、艾略特是二十世紀上半葉英美世界公認的文化領袖、他的名詩《荒原》與海特格爾的名著《存在與時間》差不多同時、不読艾略特的《荒原》是不可能理解西方現代性的思想文化層面的。“荒原”這個標題的意思就是、西方現代性把西方文明変成了“荒原”。這詩的第一句就震撼人心、“四月是最残酷的月fen”、甚麼意思？四月本応是大地回春、万物欣欣向栄的最好月fen、但在西方現代性下、四月的大地是一辺不毛之地、没有水、没有生命、没有霊魂、有的只是人欲横流而没有羞恥之心的現代人（p.37）。
